刘桢一直觉得秦始皇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做了正确事情的杯具。

拿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秦朝最为后世所熟知的政策之一“车同轨”，不仅是单纯统一车轨车辙的标准就算了，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内开辟新的道路交通，包括水路和陆路。众所皆知的灵渠就不说了，从东边的燕齐到南边的吴楚，嬴政大爷硬是让人铺出一条临海的驰道，甚至还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道广五十步，每隔三丈就种一棵青松，道路全都必须用铁椎夯实。除了这条驰道之外，在北方，为了抵御匈奴，秦朝还修筑了另外一条长一千八百里，开山劈岭的直道。

这种工程量就算是放在后来的汉唐全盛时期也是浩大的，更何况是在刚刚结束了战乱，生产力还很低下的战国时代。想想就好了，这两条横跨全国的道路，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

秦始皇这种行为明显就是要么不做，要么就一定要做得最好。

但不得不说，强迫症患者秦始皇同志的战略远见也是其它六国君主拍马都追不上的。

抛开这些水路和陆路在军事和民用上的价值，两千多年前，当各国诸侯还沉浸在各地为王，满足于一国强大的时候，秦朝的君王就已经开始着眼于天下，秦国不赢天下，谁赢天下？

要知道，秦朝为了抵御匈奴而开辟的那条道路，直到汉武帝年间还在使用！

但刘桢能够理解这些，甚至用惊叹的眼光去看待秦始皇乃至秦朝的一切作为，是因为她纯粹是站在两千多年后的角度去评价的，在当时的人民群众中，则完全不是那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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