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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凤山县到福建省，地主读书阶层对周琅的不认同，就一直让周琅十分郁闷，要建立一个国家，所有人都没有知识那肯定是不行的，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往往都属于乡村地主这个阶层，商人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挣了钱赶快买地，把自己的家族转化为地主，十三行总商潘振承死后修的族谱中，都不记录他经商的事情，而家族子弟但凡考中一个秀才，都会大书特书。

商人阶层完全没有主人翁精神，而且也没有跟垄断文化和权力的地主阶层争夺话语权和权力的意识，更多是像将自己的身份转化为那个阶层。

所以靠商人群体建国，在中国完全不现实。

没有知识阶层的加入，导致周琅的軍队文化程度极低，而周琅却试图将现代管理方法引入軍队和政权中来，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周琅自己都要亲自处理那些枯燥的公文。

直到天地会在台湾中北部对地主阶层的清洗，才让大量读书人沦落为难民，不得不加入周琅的麾下，但这更多是被动的，而不是从心里开始接受周琅。

没想到一个白莲教起义，反倒是加速知识阶层对周琅的认可，因为白莲教起义的势头实在是太猛烈了。

其实这些年白莲教的发展已经很广泛，尤其是在楚、川、陕三地社会底层中发展迅速，教民数量众多，早就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对他们进行了打击和清剿，下令对白莲教“全教拿获，毋使一名漏网”，就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清朝对白莲教实施了抓捕行动，各地教首除刘之协等少数人逃脱外，大多被捕。这些逃走的教首，两年后就发动了起义。事前还约定数省同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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