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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燕云

写褚时健是我这一生无法逃避的责任。

这种意识最早出现在1991年。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红塔山笔会的成员，在玉溪卷烟厂这个当时蜚声海外的明星企业盘桓了半月。笔会结束之后，送走了北京来的一批知名作家，我返回玉溪卷烟厂，完成冯牧团长交代的任务，给5月1日出刊的《中国作家》写一篇一万三干字的报告文学，这时已是4月24日。两天的采访，褚时健和他的家人第一次带我进入了他们的人生。当时昆玉高速正在建设当中，昆明到玉溪需要大半天，刨除来回的时间，我只有两天用来写作。4月29日，他到北京参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颁奖会之前，我在玉溪卷烟厂昆明办事处把我连夜赶出的稿件交给了他。我不能确定他对我的文稿是否认可，因为他一直是以企业家的形象面对媒体，从不谈及个人情感经历和家庭，而我的文章标题叫《太阳般的汉子——褚时健的情感生活》。

借他与别人谈工作的时间，他的夫人马静芬先看了文章。褚时健拿着文章进里屋以后，马静芬看着我，眼神里透着担心：“文章是好文章，只怕通过有点难。”这是她第二次对我说这话。4月23日晚，我在采访褚时健前夜，先拜访了她和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她对我说：“你要写的东西难，到目前为止，连我都不了解他的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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